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我国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指出：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。同时，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。”
　　2004年4月26日，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，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，把党内监督、专门机关监督、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，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。
    
　　朱乔夫先生的《记者心中的天平》，是择其精粹汇集而成。我翻阅了书稿，感觉本书涉猎面广，直面各种新闻事件与案件，既有细致的叙述，又有深刻的思考，读者可以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，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涉法读物。
　　尽管作者将本书分为社会篇、法制篇和人文篇，以表明本书内容涉及社会、法制和人文等各个层面，但我还是愿意将本书定性为涉法读物。当然，这里的法是广义上的。因为本书几乎涉及法的各个部门，并且从某一新闻事件与案件为视角，展示了这些部门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境况，因而成为对法之实然现状的一种陈述。
　　媒体在我国的社会中具有其他权力所不可替代的功能，这就是舆论监督。对于媒体的社会功能，我认为应当有一种辨证的观点：在一个社会，如果行政权、立法权和司法权都能各司其职，协调有效的发挥作用，那么媒体在这样的社会是不必有太大作用的。反之，在一个社会，如果行政混乱、立法粗疏、司法不公甚至腐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公民才会寄希望于媒体。同此，媒体也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作用。
　　例如，只有在一个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社会，媒体才会在对司法的舆论监督中具有如此大的作用。就此可知，媒体的作用大，与其说是社会之幸，不如说是社会之不幸。媒体的本来职责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，但我国目前的媒体却都承担了额外的监督职责。此非媒体之幸也。
　　在自序中，朱乔夫言及：2001年11月，我的一篇《四幢别墅为何没人敢要》发表，引起有关权威部门密切关注，经过调查取证核实，将责任人拉下马，这是本报舆论监督配合党政、纪检机关办成的又一件大事。确实，一篇报道而把三名责任人拉下马，充分显示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。那么，没有这篇报道，三名以权谋私的官员为何仍在其位？在这篇报道的采访手记中，朱乔夫真实地描写了报道刊出的艰难过程，尽管在这一个案中，“整整拖了两三个月，稿子见报了”，朱乔夫为此感到欣慰，但我们看到，又有多少报道在第三种权力的干预下，泥牛入海，了无声息。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，读了朱乔夫的这本书我更没有理由悲观。本书的书名是“记者心中的天平”，这里的“记者”，当然是作者的身份，而天平是法律与公正的代称。
　　本书作者以记者的眼光观察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，各种现象，高尚的或者丑恶的，皆入其法眼。书中所记载的，是发生在我的家乡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，是一部活的历史。它离我如此之近，又如此之远。我既为之而喜，又为之而悲。我要感谢作者朱乔夫，使我能够阅读家乡这部社会大书，也对朱乔夫的道义责任由衷钦佩。
　　是为序。

　　陈兴良2004年7月18日陈兴良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干事、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常委理事兼副秘书长。